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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倾诉

我们常常以为学不会倾诉的是我们自己，其实老外也未必擅长于此，博尔赫斯就曾相信但丁写出了《炼狱篇》和《地域篇》只是一个引出他的贝雅特里奇出场的绵长铺垫罢了。一个没有倾诉欲的人一般情况下不会去努力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这对艺术家和非艺术家们来说都不知道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但是至少我们没有成长成为同样的人，有不一样，有各种可能，才是这个世界最终更为应该呈现出来的样貌，各人才能知其所是，死得其所。

不过我照样怀疑表达或倾诉这个行为对个体来说是否真的能够达到满足的状态。假如个体存在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意识，而这个意识的确含有和其他意识都不尽相同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否迟早或有所显露？这种显露是否能够成系统的变成“表达”？另外，我们在面对“不同”时显示出来的恐惧也好，疑惑也好，不安也好，这些情绪所产生的能量，甚至能够演变成为具体的行为，会不会反过来对“不同”施加影响，以至于假如我们不再动用“表达”这一工具，就不可能协调我们之间的差异？

当我们的历史从混沌期走出来之后，我们曾经信任过权威，曾经信任过理性和科学，也曾经信任过我们自己内在的真实情感。不过在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时，我们动用的协调手段中，对如何表达和对表达技术的锤炼曾经都达到过登峰造极的程度，只不过这类的登峰造极更多的是为了某种系统的利益和群体的要求，鲜有对纯个人的关注。我们不会表达自己，我们便无法寻求关注，虽然这表达是否真的为了最终的关注，依然众说纷纭。不赞同表达是为了关注的理论，大多都带有过度的崇高，因而带有可疑的属性。我们的历史也不太关注纯个人的呼声，那些属于我们的爱恨、我们的离愁、我们的病痛，未必都能够引起足够的共鸣而成为时代的呼声的种种都将在我们的历史中消逝。

不过弗里达·卡萝(Frida Kahlo,1907-1954)夹杂着病痛和离愁的作品问世的时候，依然激发起了许多共鸣。我不觉得这些共鸣是时代的共鸣，而有可能只是独立艺术家终于可以占据财富和地位的领地之后而产生的一系列的涟漪。个人病痛拥有多少历史价值值得商榷，但凡是曾经努力于如何表达的人都会惊叹于她精致又完全的表达能力。弗里达如何将它们如此细腻地用画笔呈现出来，几乎可以成为一个谜。因为弗里达的笔不曾用于结构上的铺垫，也不会像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解剖，更不是直露的呈现。这一类表达正是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18页文字描述杀人场景一样，属于叙述史上的奇迹。她有可能是天生的絮絮叨叨的人，却拥有把每一句话都说的漂亮无比又引人入胜的能力。她没有用技术迷惑我们，她也没有把原先的事实添油加醋地变成一个故事，她没有妄图把民族或者世界的利益放在比自己的脊椎疼痛更重要的位置上，她有可能也不认为偷情和双性恋站立在爱的两个不同的面上。

我们有可能要面对着用《凤求凰》和《白头吟》来拉住对方的脚步的一刻，我们也有可能在我们在我们倾向于表达或者倾向于沉默的行为中，找到不同的美，找到不同的仅仅是纯个人的满足。另外，在我看来，描述造就了群体艺术结晶，而倾诉则成了独立艺术家的起源。